来源：澎湃新闻

在隔离病房，身着防辐射服护士们站在防护铅板后，观察胸片拍摄情况。

窗外天蒙蒙亮，丁宇辉躺在床上，浑浑噩噩的，好像听到贴在墙上的对讲机发出沙沙的噪音，“量下体温哦”，是护士的声音。

丁宇辉条件反射般醒来，抓到手机，清晨6点半。

床头看不到温度计，手指头也没了血氧夹，这是家里卧室，不是医院的病房。他转过身，两个孩子还在熟睡，口水的痕迹蜿蜒着留在下巴上。

他们对这个刚治愈新冠肺炎的33岁男人的心思一无所知——总揣摩着身体还带着毒，怕传染，他一度习惯背对孩子睡。出院半个月，妻子仍在隔离点接受医学观察，他疯长的焦虑无处可诉。

丁宇辉屏着呼吸，小心翼翼帮孩子补上踢掉的被子，勒令自己再次睡去，起床后，他还要面对邻居、同事的冷眼。

截至3月24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81218人，死亡3281人，治愈出院73650人。

他们出院了，从疑似患者、确诊患者到治愈者，迈过一道道坎，却发现自己成了“感染过病毒的人”。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非典痊愈出院病人在3个月内抑郁状态和焦虑状态的检出率分别是16.4%和10.1%，这种心理损伤可能是慢性的。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医生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期也发现，约85%的患者出院后有自卑心理，认为自己很倒霉，愈后不被社会正常接纳；而那些把病传染给别人的人又感到愧疚。

治愈者另一版本的故事，是传染病留下的长久余响。

流言

从医院走出来那一幕太令人熟悉了。握手、献花、拍照，医生戴着口罩道贺，“恭喜你啊，你治愈了，克服了困难，又一例出院了”，两人都满脸喜色。“官方而暖心”，丁宇辉回忆说。

他曾是汕头确诊病例的25分之一。2月12日出院，“自由的气息”，丁宇辉在朋友圈写道。

业主群里，他马上发了一条信息报告出院。群里一派欢欣，有欢迎他回家的，有叮嘱多休息的，缓和了他不安的神经。临近出院，他反复问医生回去后可不可以出门，医生说只要戴口罩，基本上没什么事了；他担心病毒在自己车里留存，“在没载体的环境下存活不了多久”，这点他也特地和疾控中心的人确认了。

丁宇辉出院后被送往隔离点，担心救护车进小区会引起恐慌，在群里安抚业主。受访者供图

刺耳的言论还是冒了出来，是某个业主的方言语音，“你生病了回来干嘛呀，到时候传播给大家。”丁宇辉默默听着，没有回复。

一些康复者因此“不想回家”，身处湖北黄石的田静向开车来接她的社区书记倒苦水——田静48岁，1月底确诊住院后，密切接触者隔离政策还未颁布，爱人和女儿经邻居投诉被送至隔离点。因此，田静尤其在意邻居的反应。

社区书记安慰道，“谁也不愿意碰到这个事情……”田静心不在焉，精神紧张，和他有意隔着一段距离，用酒精把衣服喷得深一块浅一块。

回到小区卡点，邻居在门口指指点点，怎么回家了？他们家有几个人感染了？经过她们家要带几层口罩？……

田静一句句听得真切，皱着眉快步往家走。

冬夜寂寥，回家第一晚，田静坐在卧室床上，睡不着觉，“我该不该回来？”她想不到还有什么退路。

之后没几天，邻居的流言蜚语又窜了出来。

田静家住2楼，房间窗户外是一块空地，厨房的排气口正对空地，天气好时邻居们会在这里晒太阳、聊天。他们的议论声也从窗口传来，“诶呦，他这个气传出来有毒的，你们离他家远一点。”

田静不理不睬。“你能怎么样？你只能听别人说，是不是？”她向记者倾诉。

某天早晨，冲突差点升级。窗外，她看到对门邻居藏在一棵树后面盯着她的房间。“像被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田静形容。

她忍不住多日的愤怒，拿起手机拍照，没想到那人摘下口罩，对窗户吐了一口痰，她止不住害怕。

忧思集中在小小的房间里。早上醒来，晚上睡前，想到现在的处境，田静的眼泪流进口罩。

邻居的健康是她的头等大事。田静每天问爱人，附近的邻居是不是没事？听到肯定的回答，心才落下来，“如果有什么事，人家肯定会放到你头上来”。

流言从小区蔓延到城市和网络。田静担忧的事，在荆州首例治愈的危重症患者李振东身上成了真。

李振东1月31日出院后，曾在2月16日因为左心室下有点疼，去医院做了复查，再次住院。李振东知道这不是复发，他做了三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出院记录写有“经新冠肺炎专家组讨论，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月19日，他的手机突然涌入大量信息，朋友们转来一张微信聊天截图——“因为之前那个出院的李振东又住进去了，他又复发了，现在小区成重灾区了。”

新增了确诊和疑似病例，小区强制隔离，每家每户封门，李振东猜测，业主们“有了想法”，认为他是传染源。

实际上，最初确诊后，李振东就住进父母的社区，没有接触过原来小区的住户。

截图在各个群流传，骂声一片。不认识的微信好友也给他发私信，打电话。

4天后，区防控指挥部将小区所有病例行动轨迹公布，李振东才感觉获得“清白”。

难听的话还是钻进了他和家人的耳朵里。一次视频聊天中，家人无意中说出，刚开始那几天，他们不敢出门，怕见到人被指着鼻子骂，觉得尴尬。

郁闷、气愤，那几日，他总是不由自主会想到这些事。后来，他不再回想，“调整心态，身体是自己的”，电话那头，37岁的李振东憨憨地笑。

这不是他第一次被“全网转发”。1月确诊后，荆州市办公室信息综合室一份关于荆州市新增1例危重症疑似病例的报告在网络上泄露，李振东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被曝光。

那时，他正病重，不知能否熬过生死关头，电话都转到家人手机，很多客户打到公司询问他的病情，担心自己被感染。

这是他事后知道的，还有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是，爱人到政府办公室找人询问，最终获得道歉，但仍不清楚在哪一个环节发生了泄露。

他被冠上“毒王”的名号，网络上，恐慌还在倾泻，“有说我把我公司的人都感染了，后来变成只要我去的地方，所有人都感染了”，而李振东的同事家人实则没有一人感染。

“有时候，觉得病毒都没什么，真正伤害大的就是这种谣言”，说到这里，李振东的声音低了下去。

驱逐与隔离

有家难回。武汉姑娘倪晶73岁的外婆居住在孝感镇上的老小区，3月11日隔离后回家，街道书记担心引起抵触，特意将时间安排在晚上。不知道怎么走漏了消息，到了封闭小区的门口，几十人堵着不让老人进门。

这场闹剧最终以拨打“110”收场。警察劝诫无效，只得护送倪晶外婆到家门口。

倪晶说，老太太怕给邻居添麻烦，之后在家不愿开窗开门。洗好的衣服要晒，只敢晾在卫生间，怕挂在阳台上水滴到楼下。

身为在外地的湖北租客，徐盛的回家路更漫长一些。

父母早年来广东打工，在村里租的房子中住了十几年。1月27日徐盛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当天下午，救护车拉着警报开到家门口，房东下了最后通牒：一个星期之内搬走。

父母四处打电话找房子，因为家有感染者和湖北人的身份，找了十几家无果。

“你们住在那我们就不敢回来”，房东催得紧，“你们必须走，永远离开这里。”2月11日徐盛出院，住处仍没有下落。

徐盛得知，村委会同所有房东规定，不接纳湖北人，违反者罚款。他后来找到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房东愿意租房子，可以破例并提供他的健康证明。

眼看搬家期限将至，2月16日，徐盛在网上发出求助信，信中说，“我们战胜了‘病毒’，却被像‘病毒’一样排挤、隔离，无处可去”。

当天下午，镇长联系徐盛，安排了酒店住处。镇政府跟房东协商，为房东提供两个月住宿，2月25日，徐盛一家终于回到自己房中。

回到了家，出门也不那么容易。3月14日，一位湖北黄石康复者的房门被社区贴了封条和告示，社区称要打个洞穿链子把门上锁，他无法接受，“我们又不是犯人，何况家里还有无感染的人要生活”。

大多数时候，那是无意之举。武汉的治愈者邵胜强有天发现，家门口的猫眼上多了一张粉色的纸，一个爱心圈着一行字“肺炎防治关爱家庭”，他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康复者房门上贴有“肺炎防治关爱家庭”的字样。受访者供图

“一个标准的工作流程，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错，可是它带来的这种感受是需要平复的。”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杜洺君曾在心理热线的电话那头听到过随之而来的“耻感”。

“耻感是在大型的公共事件中，社会后来加之于个体的感受”， 杜洺君渐渐明白，康复者所面临的不仅是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回归社会之困

徐盛母亲10年的工作差点丢了。最初，是老板迟迟不让报到，清理了所有私人物品。报到后，要求选择其他职位，老板透露出辞退的意思，质问，“你知道多少人在投诉你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都是个名人了？ ”

“她当场就哭了，回到家伤心了很久”，徐盛只有不断劝母亲，内疚不已。闲时说起，一家人坐在一起落泪，互相安慰。3月10日，徐盛告诉记者，经镇政府协商，母亲获得了另一岗位，只是工时加了一倍多。

徐盛说，身边治愈的病友也在经历类似的困境，“他过了两三个隔离期了，公司还是不让他去，他觉得是变相的开除。”

如何真正回到人群中，成为康复者与家人共同的担忧。

2月18日，《浙江工人日报》报道了一位在杭州食品公司打工的湖北籍员工因为被确诊过新冠肺炎，公司决定解除劳动合同。

来自湖北的康复者周鹏还在线上办公，但已经做好今后线下工作的打算。早会时，他会坚持戴口罩，到天气热了为止；他准备待在独立办公室，用麦克风跟员工交流；每天上班最早去，下班最晚走；订了臭氧杀菌机，“尽可能在环境上给大家更多安全感”。

湖北外地区复工早，出院又再隔离14天后，丁宇辉去公司上班。刚进办公室，同事神色惊讶，“你怎么回来啦。”“你不在家里休息两天吗”，有同事语气委婉。也有人心直口快，“回家补一下身体啊，过两天再来。你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有事大家都有事。”有人往后缩了缩，“我现在特别怕，压力特别大”。

丁宇辉理解，“都是正常的情绪。”他拿出医生的说法，详细解释了情况。

话说多了，又戴口罩，心情和气息浮动，丁宇辉咳了一下。同事们看他一眼，他感觉整个空气“凝固了”。隔着口罩，丁宇辉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这天中午，以前一起去食堂的同事和他谁也没叫谁。有人经过他座位，会绕道走，路上碰到会让他先过。

丁宇辉性格大大咧咧，平时和同事间也爱开玩笑。这次，他固定在座位上不想再离开，“没法哭，会被人说跟小孩子一样。”其他人有说有笑，他对着电脑文档，变换着打字。

丁宇辉甚至想过去山里生活，“最好一个人待一个月。”

疫情暂时得到控制，但曾弥漫的恐惧与羞耻不会立时消散。纪录片《非典十年·被遗忘的时光》记载，“我们采访了3个（非典患者）家庭，每个主人都会战战兢兢问：要不要喝水？介不介意用我们自家杯子？怕不怕非典？”

当时的采访时间，是2013年3月。

社会氛围难解，但是心理支持或许能像创可贴一样包扎康复者的伤痛。

湖北省中医院神志病科主任李莉对一位方舱医院的康复者印象深刻。后者在隔离时接到朋友电话，说好等出来以后一起喝咖啡。她不断跟李莉揣测对方会有的心路历程，“（朋友）她其实是照顾我的情绪，其实她肯定还是怕我的。”

这个康复者还说，今年一年就不出去了，不跟外界联系。

“慢慢来”，李莉告诉她。

李莉给她分析了新冠的传播性、传播途径，让她消除疑虑。“然后我们鼓励他们，不一定非要去跟别人去相处，这段时间先学会跟自己相处。从封闭的环境到上班的环境，中间一定要有过渡，再慢慢扩大，去适应”，李莉说。

杜洺君在接听热线时，会引导治愈者把个人和集体、社群的反应分开，“我们邀请他把焦点调到自己身上。”随后，把新冠病毒和他这个人分开，“这只是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不能因为这个经历去否定和抹杀了自己的全部。”

在电话的最后，杜洺君会和来访者一起讨论一个行动方案，先在认知和情绪上进行调整，再强调生理上的营养、运动、睡眠的恢复，“这也是另外一种调焦，把他从心里的点调焦到身心全部。”

庆幸和感恩，是治愈者常提起的两个词，“他们也说，通过我自己的力量，把那一半生命当第二次来活”。

这反而让杜洺君意识到，他们的心理状态恰恰是婴儿的状态，“从我们社会支持系统来讲，我们能做点什么？”杜洺君对记者感叹，“他们是确确实实因为这场疫情付出了代价的人，我们要予以他们尊敬，而不是羞耻的感觉。”

治愈者的自我怀疑

走出医院的时候，山东滨州的康复者赵冉冉看到了太阳，有种“囚禁了很久解放的感觉”。在隔离病房时，窗户不能打开，她住在阴面，偶尔阳光斜射进来，更多的时候，只能望见连绵的雨雪。

真正出院之后却没那么舒心。赵冉冉向记者描述那种“不确定感”：“就想听到一个权威的说法，说你彻底康复了，你跟正常人一样了。特别想。那样的话，哪怕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也不用担心了。”

出院隔离到第10天，她的精神还一直处于紧绷状态，“一直走在钢丝绳上小心翼翼，就想赶快跑、奔跑”。

丁宇辉出院时，网上刚好出现康复者复阳的消息，他翻来覆去看新闻，安慰自己，出院做了咽拭子、肛拭子等六项核酸检测，结果全部是阴性，但身边人的躲闪让他更加动摇。

姐姐告诉丁宇辉，你不在这段时间，嫂子这个人啊，看到你们家小孩就跟看到鬼一样，跑得特别快。“小孩都检测过，很健康”，丁宇辉懒得再解释。

他开始怀念起在医院的日子，想要躺在病床上的安全感。

出院隔离观察结束后，丁宇辉再次和医生确认，“我是不是真正的出院？”

医生说，电梯在前面，你可以自己下去了，我们不用送你，你回去可以叫滴滴，上班，去食堂，你前后做了八次核酸全部通过。

但上了班，自己是个“带毒的人”的想法又扎到心里。他耳朵变得灵敏，听别人咳嗽，想到万一“传染”给同事，公司整个厂区就要隔离，承担不了，压力越来越大。

一有空，丁宇辉就去门房测体温，“你看！我才36度5”，他对门房说。连花清瘟，每天吃三次，“其实没什么问题，也想吃。”

湖北省荣军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张晋在新冠疫情中管理医院的发热三区，在对出院病人进行电话回访时，她发现“死”仍然是高频词，“但凡出现一点点不舒服，比如食欲差一点，拉肚子，呼吸不顺畅，胸闷，就会联想到原来的病”。

张晋做出解答后，有患者会说，“医生你别骗我，我会不会死？”“我这样搞会不会半天就不行了？”一位在隔离点的出院病人拉肚子，浑身无力，吃止泻药也不见好，“早知道我就不出院了呀，我好想住回来，想打针”。

不少康复者依靠安眠药度过焦虑的长夜。多数求助，想要的就是医生简单一句“没事的”，“在最痛苦的时候，病人是跟我们一起朝夕相处的，所以在信任度、依从性上会好一点”，张晋说。

“没有得过这个病，就没有办法去说，别人是不是矫情”，张晋感受很深，她的同事也感染了，“他们对这个病的认识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但他们也会和病人一样，无比焦虑，无比害怕每一个指标。”

一个医生每天问张晋，“我的背每天到几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微微发热，我一量我也不烧”，张晋不知道怎么安慰好，她能隐隐感觉到，“这个病会改变人很多”。

疫情还没结束，张晋回不了家，有时候晚上躺在酒店的房间，她也在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健康。

后来，张晋建了“康复之家”微信群，对自己科室经手出院的20多个病人“负责到底”，跟进后续用药和身心的康复。

一些康复者会解读每一版指南里更新的诊疗措施；有患者一直核酸检测阴性，只能诊断为疑似病例，内心焦虑，“他说我这个病得了一场，我还不是这个病，心里很不甘”；有人出院后想到一些问题，会给管床医生、张晋和群里都发一遍，希望得到各方的认定。

张晋能想象咨询的病人在手机那头焦急等待的样子。有时她一回复，对方马上就发来一条“谢谢”。一天清晨7点，一位一家6口感染的30多岁女患者往群里转了一张新闻截图，是从方舱出院回家的病人4天后突发身亡的事件。女患者提出想再做抗体的检查，张晋觉得，她可能挣扎了一晚，等到早上才发出消息。

医生张晋与患者沟通病情。受访者供图

“你想TA在隔离点或在家，一个人在房间，捧个手机，也没有什么娱乐，眼巴巴等着你回一下，而且现在有小毛病也没法去附近医院看，医院都在治新冠。”

康复群给了出院病人一种归属感，张晋说，那是像定心丸或者后盾一样的东西。出院患者互相打气和安慰，说的话特别管用。

3月5日，首个新冠肺炎康复门诊在湖北省中医院开诊，主要对出院并隔离后的患者进行恢复期的复查和心理评估。湖北省中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肖明中告诉记者，他接待了很多焦虑的康复者，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有些人来，戴着帽子，穿着袄子，围着围巾，“捂得严实”。

除了在指标上给出专业的判断，肖明中也会告诉他们：你已经是个健康人或正常人了，只不过有时候有一些小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跟你以前一样，但是这不影响什么。

负罪感

张晋的手机像树洞一样，从早到晚接收着出院病人的情绪。问的最多的，除了是否完全康复，有没有后遗症，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常接触到家人？“很多人感觉自己像个定时炸弹。”

最初，丁宇辉在家面对两个孩子，一般仰着脸，戴着口罩。1岁半的老二伸手要拿口罩，丁宇辉只好一直往后躲。

“小孩上完厕所，我就看他的便便，稀的，中了新冠肺炎了？喝水呛了咳嗽两声，我也觉得完了，你又被我感染了，怎么办呢。”

即使在家，田静的口罩也没有摘下来过，不戴反而觉得空空的。回家第一件事，是把衣服丢在门外垃圾袋，然后冲到卫生间洗澡，爱人没来得及和她说上几句话。

洗完澡，她把浸湿的口罩换了，换下来的衣服拿开水和84一起泡，随后马上钻进自己房间。

不得不和家人住在一起让她痛苦。晚饭时，爱人原打算庆祝一番，田静出来端上碗就走，“你们离我远一点。”田静说，爱人神经大条，“哎你别搞那么紧张！”他劝，田静不听。

仿佛在病房一样，房间里外，田静分出属于家的污染区和清洁区，并嘱咐家人也戴口罩做好防护。

上厕所是唯一出房门的时刻，这让田静感到头疼。出来必须经过客厅，她会等到家人离开，不对着任何人说话；有时水喝多了，家人还在，她就憋着不出来。上完厕所，消毒也是必须的，看着马桶里泡沫螺旋往下冲，田静觉得安心。

日常吃饭变成一场精细的作战。家人将盛有饭菜的一次性的碗筷放在房门口，微信传达，“饭放在那里了。”门开一条缝，田静伸出一只手，用酒精喷一圈，再拿进来吃。

透过这条门缝，她能看到客厅的样子。过去，一家三口会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其乐融融，“肯定会想到以前的生活，人谁都渴望自由，你说是不是？”

感到憋屈，丁宇辉给病毒研究所、主治医生、疾控中心挨个打电话，“你们能不能帮我再检测下？”“要不给我小孩检测下吧？”

“我觉得很辛苦”，他谈到那种自责的感受。

主治医生安慰他，“你现在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也有很多病人要我重新给他们检测，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治愈的病人很多有负罪感，这种心理对你们来说是正常的。”

周鹏在重症时，执意在身旁护理他的父母也被感染了。好在他们都是轻症，最终治愈出院。

等到父母病情稳定，周鹏终于提起，“儿子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只有等你们康复回来了，儿子好好照顾你。”

75岁的母亲听了没说什么，只说一句：“知不知道你有多危险，我们都以为你回不来了”，眼泪瞬间往下掉。

周鹏才知道，在病情最严重时，自己的血氧一度到了82%，再往下低就要切气管了。

从ICU出来没几天，周鹏听说有护士感染了，“虽然不一定跟自己有关，但总会觉得有愧疚”。

他说，等疫情完全结束，一定要回一趟医院。穿着防护服的护士们看不到脸，不知道名字， “真的要去谢谢他们”。

长久的创伤记忆

2月中旬开始，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热线中，康复者的求助来电逐渐增多。

杜洺君告诉记者，很多人把感受封存起来，还没有要进行梳理，但是在他们内心，感受都是翻腾和裹挟的，有一点点外界的触动，马上会被提取出来。

64岁的武汉康复者沈芳青来不及想太多，她的丈夫在ICU已经超过50天，仍在尝试脱呼吸机。医生说，病毒、大白肺、持续高烧，引起脑梗，若能活下来已是奇迹，后期的恢复是漫长的。

在隔离点，沈芳青每天心揪着痛，吃饭有一顿没一顿，她看小说分散些注意力，疲倦了睡觉，醒来就在与先生的微信私聊中自说自话，把焦虑、担心用语音存进去，希望他醒来后能听到。

这是他们结婚42年中最久的一次分离。沈芳青常常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早发现先生的不适。

隔壁房间三个康复病友的老伴都离世了，沈芳青看她们回忆当初的场景，眼泪都流干了。那是武汉最艰难的时期，十多天没地方查病，“最后好不容易坐在大厅里，在椅子上一边输液，针还在手上，人就去世了”。

康复者，这个名字意味着他们也是灾难的幸存者。让不少心理专家更为关注的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康复者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汶川地震以后PTSD的发病率比正常人群高了10%左右。SARS时，我们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是13%左右。玉树（地震）也一样，一直到过后三年，PTSD的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温州康宁医院集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浙江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心理医生唐伟告诉记者，他曾参与过汶川地震、温州“723”动车事故、丽水里东山体滑坡等灾害的心理援助。

唐伟介绍，现在一些患者和医护人员存在急性应激障碍，而“PTSD”会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开始出现，有几个症状——闪回，清醒时，脑子里会想起以前痛苦的画面；躲避，不敢到相似的环境和场景；警觉性增高，比如睡不着，听到稍微一点小动作，心惊肉跳；再严重者甚至会自残、自杀。

熬过病危的30岁康复者邵胜强记得重症病房里的安静。一天，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窗，他看到几个医护人员拖走一张床，床上是包得很严实的白布，医护人员正对着白布消毒。

他感到害怕，和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有多少人都在经历着这样的磨难？”

病房里，大家都见证着，没有人说话。

身边人逝去，病友间会以故作轻松的方式提起，“旁边房间今天又打包了一个”，“昨天不是看着还好好的”。

回到家，偶尔，邵胜强会梦到病房的场景，医护人员还在奔跑，正在查看各个病人的生命体征。

在隔离病房，身着防辐射服护士们站在防护铅板后，观察胸片拍摄情况。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王健向记者提到，因为“PTSD”，一些康复者还会出现抑郁的心理状态。

王健曾在2003年对非典患者心理干预，后续长期支持，也曾参与汶川地震的救援和2014年马航坠机事件的危机干预。

非典疫情后期，他在心理科门诊坐诊，陆陆续续有一些患者来看病，他们有非典的病史，已经出院一两个月，抑郁，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很自卑，“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这辈子怎么就摊上这事儿了呢”。

一位护士留下了“PTSD”，将近一年来找王健看诊。她在一次运输中近距离接触患者，感染了病毒，“好长时间老去想，当时怎么得的病，不能释怀”。

也有人在冷眼中产生自卑。不过，王健指出，不是所有自卑都会发展成心理问题，灾难后，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新的生活，人们就会淡忘恐慌，患者也能慢慢走出来。

“如果需要，也可以寻找精神科或心理医生，评估心理状态是否达到抑郁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再进行吃药、认知重建、情绪疏导等等专业的治疗”，王健说。

目前，让唐伟、王健忧心的一个问题是，当各地心理干预队伍撤退后，后续的心理支持谁来做？能否形成长期机制？

唐伟提出，是否可能延续一省援助一市的机制，回去之后，由各省的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继续与湖北各市对接，然后以当地的心理咨询机构为主，形成组织，“长期1年-5年继续做，我们后方提供技术和信息方面的支持”。

王健已经在患者中排查了一些高危人群，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之后同行的门诊还能继续做心理辅导”，王健在北京通过网络、电话做心理康复。

治愈后，邵胜强变得乐观、豁达。他开始觉得，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很多事情要做，就尽快去做，不要等了”。

整个武汉按下了暂停键，邵胜强的创业项目也是，资金链断裂，一个月有几十万的缺口，员工要还车贷房贷，一度让他焦头烂额，但他也不怕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过去，他一天工作18小时，现在久违地早睡早起，锻炼，看书，学习。他开始看孩子的手工视频，列好了和妻子未来旅游的时间表。

回家后，邵胜强在手机上做志愿咨询，为不了解新冠肺炎的人科普解答，凌晨他会接到人们慌乱的信息。“他们看到我一个重症患者恢复过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也给了他使命感，让他更好地重返生活。

许多康复者提起捐献血浆的场景。丁宇辉也捐了血，“弥补一下自己给国家添麻烦的过错。”看到血从静脉中被抽出来，丁宇辉心里“感觉好多了”。

周鹏变得感性，血站反馈他血液合规，抗体也达标，两名患者用上了，在第2天已经情况好转，“我听了特开心”。

田静所在的地区还未解封。在家待着，田静格外想看窗外，外面的世界现在只有一排排房子，所幸，陪伴她的还有一株桂花树和家人的支持。

“春天来了，好多树叶都发芽了。”她期待真正走出家门的那一天。